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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评析》中，和上述案例同样性质的案例，还有第2案即王发英诉刘真及《女子文学》等四家杂志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以及第11案即王素岚诉图们等侵害名誉权案。

各国处理这类常见问题的方式完全依各自国家的宪法体制而定。试图做这类制度化安排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情形将无法排解。

笔者认为，推进我国宪法适用的最便捷方式，就是依循并逐步完全打通宪法文本已经规划好的路径，在不断强化宪法立法适用的同时，创造条件适时激活宪法本身规定的宪法监督适用机制。《批复》第二次援引宪法认定张学珍等的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一切机关当然包括法院，法院最主要的活动是审判活动，这就说明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和根本的法律依据。[33]朱素明案的大致案情如下：2005年1月5日原告朱素明驾驶汽车违章驶入公交专用车道被被告市交警支队一大队值勤民警当场查获。针对此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中法行终字第136号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马信云代表其家人参加乡人大代表选举未得到选票，马信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主持选举大会的人员要自己的选票是合法的。

（4）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做出的《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有违宪嫌疑。这一次援引宪法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法院审理这个案件有民法通则等法律可依，而且最后也的确是依民法通则等法律处理的，所以，《批复》似不应援引宪法。好在这种学术见解法学界已经有较多了解，本文前面也已有所论说，此处不做引证关系并不很大。

[38]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5日。有些人士企盼它能推进中国宪法的充分适用、尤其是宪法的监督适用。上诉人住宅的秘密性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应受法律保护。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衡量标准，新、奇、怪的现象对新闻界或许的确应该是有高价值的，但对于就职业特性而言特别应注重理性、独立思考和中道权衡等价值的法律、法学从业人员而言，新、奇、怪现象按理不应该是他们追捧的事物。

但是，人们往往感到比较难以理解的是，从过去十多年的情况看，我国似乎有相当数量的法律和法学界人士将对普通法院主导宪法适用的体制推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以至其中有些人士发布的意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没有这种体制公民基本权利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宪法要充分实施也不可能，甚至没有它民主法治也必成空言——一句话，它被一些人士赋予了所谓普世价值。例如，对第1案即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7）沪中刑上字第5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有如下论述：国家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在这里明确指出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保证宪法的实施。[9]广州黄埔区人民法院（2008）黄发行初第二号判决书。对于法院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12]即使在实行成文宪法制度的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宪法适用也不是一般法院经常有机会行使的权力。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1998年12月15日，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曾作出一个行政判决，判决书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实施行政处罚所依据的《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13条、第30条有关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对维修者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2款。[2]但是，很显然，只要人们将宪法实施进一步区分为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肖先生列举的法院的这些行为，就只能被纳入宪法遵守范畴，不能进入宪法适用范畴。笔者注意到，《中国宪法自由权第一案》（以下简称王文）这篇报道对于该案判决书涉及宪法的最关键部分均语焉不详，更没有使用直接引语。

[21]依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撤销，也可以由国务院自行废止。为什么这样说？本文前面对三个这类案例的共性的评论中，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单独针对齐玉苓案做几点补充评论：1．齐玉苓案中当事人被侵犯的权利不是宪法权利，而是民事权利。

其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对我国法院的具体授权基本上是重申了宪法第126条的相应部分，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例如，对第4案即刘少起诉李志等赔偿纠纷案，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1997）静民初字第349号判决书有这样的说法：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宪法原则和民法侵权之债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红星分厂应当在合同履行标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

但值得重视的是，早在2002年，肖蔚云教授就谈到了适用宪法与违宪审查的关系。当然，许多欧洲宪法学者比较愿意认定宪法法院等违宪审查专门机关的活动具有司法性质，但即使如此，宪法适用在全国范围也只集中在这样一个专门机关，与普通法院也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按照我国立法法第83条规定，‘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以下是该报道的要点：来自四川的公民王登辉2006年12月19日应聘到广州三水公司工作，2007年1月在下班路上被机动车撞上受重伤。具体说来或许主要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1．弥补某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立法缺失。文中直接引语为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26号判决书中的关键文字。

或许，朱素明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公安交通行政处罚案（以下简称朱素明案）就属于法院没有援引宪法但却做了宪法性裁判的典型案例。此文后收入作者《论宪法》。

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二、宪法司法化路径悖离了现行宪法大约从2001年起，宪法的司法适用有了一个虽然不够准确但却显然更加通俗的别名——宪法司法化。

但三水公司否认王登辉受伤属工伤，拒绝为其支付医疗等费用。对第28案即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判决书写道，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高于一般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等。

或许有学者认为，本国宪法规定的体制既然不能做到行之有效，那不如把外国拿来试试。对于处理齐玉苓案的参照模式，与选择这种处置方式有较多直接联系的一位学者当时说得非常清楚：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步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直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历史的经验特别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情况表明，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否发挥作用，以及该国能否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法治，与普通法院能否适用宪法并没有必然联系。对第20案即罗代西等诉刘敏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案，北海海事法院（2000）海事初字第003号判决书写道，经本院审查，该协议严重损害了罗如金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违反我国宪法和劳动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但是，它们仅仅对于说理来说是必要的，并不是判决的直接依据，判决的直接依据还是宪法之外的法文件。本文评论这一部分所引用的33个案例的相关裁判文书，所依据的均为王禹先生此书收集的版本。

而且．宪法学者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法院享有适用宪法裁判民事案件的职权，它为了能够确保宪法的有关规定得到贯彻落实，它就不能没有将法律等可能与宪法相关规定相抵触的法规范排斥在案件的适用范围之外的职权，否则它就不可能真正适用宪法。要制定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的法律，难度的确很大，但宪法既然将它们作为基本权利给予了确认和保障，长期不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确立理性的宪法适用理念现行宪法自1982年通过生效以来，其实施和实施保障方面一直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诸条款的充分适用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宪法之下的规范性法文件的合宪性审查问题。因此，我在这里没有用违宪审查权或者宪法司法化的词语。

《案例评析》收集的第22案、第24案、第30案、第32案等4个案例属于这种情况。更何况，对法国宪法委员会和德国宪法法院等合宪性审查专门机关是政治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的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并无定论。宪法适用司法化的路径悖离现行宪法，行不通。接着，作者借一个著名的宪法学者（他不一定看过判决书）之口进一步发挥说：这是我国法制文明的一个进步。

另一方面，按宪法确认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掌握行政性职权的国家机关直接适用宪法的情况应该尽可能减少，应逐步以适用法律的方式间接参与宪法实施。上述3个案件的审理法院将宪法有关条款作为审理这三个案子的直接依据并将其作为判决依据予以援引，明显超越了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关于依照法律审理案件的授权范围限制，不仅是一种无效行为，而且是比较典型的法院行使审判权违反宪法的案例。

某些人士希望借此提升法院和法官的公信度和影响力。为了论证说理，不仅在必要时可以援引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还可以援引论文著作学术报告。

4．对于已经出现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宪法司法化现象，应遵循法治精神妥善处理，具体地说，就是应按照宪法或有关法律已经规定了的程序予以矫正，不宜采用内部发文、领导讲话等非法定的形式来纠正。而几乎与此同时，一面倒的叫好文章也在流行媒体上发表了出来，而其中担纲的文章又是参与其事的法官亲自写的。